近日，德国一期《FO Talks》谈话节目中，阿图尔·辛格（Atul Singh）与斯特凡·哈卢萨（Stefan Halusa）、毛里茨·哈卢萨（Mauritz Halusa）探讨了中国的角色转变：已从德国出口的重要市场，变成了强大的工业竞争对手。
中国的竞争暴露了德国对出口、能源进口和传统制造业的依赖，德国原有的经济模式正在失灵。
不过，与会嘉宾还是对未来表示乐观，只要加快创新、加强欧洲合作、打造更有韧性的经济，德国仍有机会复苏。
主编 Atul Singh 与 Halusa Advisors 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 Stefan Halusa，以及该公司联合创始人 Mauritz Halusa 对话，讨论中国对德国工业日益加剧的挑战。这对父子介绍了中国如何从德国机械和汽车的高利润市场，变成许多相同行业里的强劲对手。三人还分析了德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汽车制造商面临的危机、德国创新乏力的问题、持续上涨的能源成本，以及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能否适应新局面。
中国 vs. 德国
Stefan 从1997年起就开始访问中国，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早四年。中国随后的工业扩张，起初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入世后的几年里，中国企业购买德国机械，中国消费者购买德国汽车，德国企业也成为对华投资的主力。
2001年和2002年，德中贸易接近平衡，中国每年的顺差只有约30亿欧元。2019年，也就是疫情爆发前夕，德国对华贸易逆差约为130亿欧元。到2025年，这一数字已接近900亿欧元。2026年，中国对欧洲的出口继续增长，德国对华出口则在下降。
这一逆转有几个原因。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减少了社会家庭财富，因为不少中国家庭都拥有房产。房价下跌削弱了消费者信心，国内消费随之减少。
面对增长放缓，中国政府把重心放在工业生产和出口上，尤其是电动汽车（EV）、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先进材料、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
这些恰恰也是德国制造商的传统强项。因此，两国不再只是争夺中国消费者。
双方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市场上正面交锋。
Stefan 认为，中国国家补贴以及明显被低估的人民币，是中国出口商的额外优势。与此同时，美国的关税限制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更多中国产品转而流向欧洲，而欧洲正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区域。
几十年来，德国奉行“以贸易促变革”（Wandel durch Handel）的政策。其背后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预期：商业往来越深，中国就会越开放市场。Mauritz 称这一假设是“严重的误判”。贸易让两国都获得了财富，却没有带来德国所期待的更多转变。
中国的低消费可能是长期现象
Mauritz 认为，中国依赖出口，并不只是对经济疲软的临时反应。在他看来，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会放在居民消费之前。新的五年规划更重视生产和贸易，刺激内需并不是首要位置。
低消费让中国能把资源投向工业扩张，但也造成产能过剩，只能卖到国外。房地产不景气减少了家庭支出，也加深了对出口的依赖，这种压力进一步加大。价格下跌、会对工厂经营和劳工就业造成不利影响，可能继续压低消费，形成恶性循环。
Atul 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国民经历多次动荡。这些动荡会养成百姓谨慎和储蓄的习惯，其影响可能会穿越世纪。德国人同样比许多英语国家的人储蓄更多、消费更少，部分原因是德国自身经历过恶性通胀、战争和经济毁灭。
因此，Atul 怀疑，即使中国未来越来越开放，消费也未必会大幅上升。Mauritz 承认文化很重要，但他坚持认为，中国的现在的经济政策强化了这些倾向。
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国家政策在起作用，Stefan 认为德国企业都必须接受这个结果。他说，中国以出口为导向，“不只是两三年的阶段性现象”。德国不能等着旧有的商业关系回来。德国产业必须准备好，长期面对中国企业在中国、欧洲和全球市场上的竞争。
中国的速度胜过德国的品质
汽车行业最能说明德国的困境。梅赛德斯-奔驰、宝马、保时捷和大众靠卓越的工程技术、可靠性和严格把控的研发赢得声誉。但电动车改变了竞争的基础。如今，软件、电池、数字功能和快速的产品更新，与传统机械工程同样重要。
Stefan 把挑战分成两场相互关联的较量：成本和技术。德国车企开发一款车通常需要30到36个月。这种方式能做出精致、高品质的产品。但在德国对手走完一个开发周期之前，中国制造商可以推出一款车型，并更新两三次。他们的首发产品可能没那么完善，但会根据消费者需求快速改进。
因此，德国企业必须学会缩短开发周期，更好地整合软件。Stefan 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车企正在把研发力量转移到中国。它们想靠近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学习中国对手的速度和对客户的专注。
中国还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德国制造商要承担更高的工资和能源价格，行政负担也更重。德国主要整车厂和供应商仍有20%至40%的产品在欧洲生产，保时捷在欧洲生产的比例更高。Stefan 并不认为高工资本身是问题，因为富裕的社会本来就应该给劳动者好的报酬。他更看重自动化、工业人工智能和减少官僚负担，认为这些才是提高生产率的办法。
德国也可以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学习。韩国企业擅长让产品快速适应本地市场。印度则把工程人才与不拘一格、经济实惠的创新方式结合起来。德国企业已经在印度设立研发和能力中心，把工业AI用到生产流程和产品中。
迁往中国：机遇，也是风险
大众在中国合肥不断扩大的创新中心，体现了德国产业面临的艰难选择。该中心有一百多个实验室，涉及软件、硬件、电池和电动动力总成。2025年11月，大众表示，在中国完全本土制造一辆电动车，成本只有其他地方的一半。
Stefan 把这种逻辑形容为“打不过，就加入”。大众在中国投入巨大，也赚取了可观的利润，很难轻易放弃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快速普及，也让德国企业能够接触到宝贵的电池技术，并面对一个庞大的消费者群体。
但迁移也有风险。研究机构不会孤零零地搬走。技术知识、高技能岗位和制造经验也会跟着走。Atul 警告说，德国可能会逐渐失去支撑其繁荣的工业能力。
竞争上的回报同样不确定。Stefan 说，德国制造商在中国电动车市场的份额不到5%。与它们此前在燃油车市场的主导地位相比，这个数字低得惊人。中国厂商有庞大的规模、政府的支持和激烈的国内竞争作为优势。Mauritz 怀疑，即使把投资转向中国，德国制造商能否赢下这场较量。它们可能花费数十亿，却只是加入了一个本土对手拥有决定性结构优势的产业体系。
这就形成了一个痛苦的两难。德国车企如果远离中国，可能在技术上被孤立。但如果把更多研发和生产搬到中国，又可能削弱国内的产业基础，还未必能获得可持续的市场地位。
德国寻找对策
德国的政体让快速改革变得困难。比例代表制鼓励组建联合政府、追求共识。但随着极端政党的支持率上升，政治中间力量已经被削弱。组建联合政府更难了。即便组成了，内部分歧也会妨碍精简官僚机构、降低成本和推行重大经济改革。
不过，Mauritz 还是看到了一些变化。德国官员已承诺开启一段改革期，但企业仍在等待许多具体措施。更重要的是，产业界对中国的态度正在改变。德国机械工程协会过去一向回避与中国企业对抗，如今也开始呼吁采取报复性贸易措施。
Mauritz 把这种转变称为“中国冲击2.0”正在形成的证据。过去抵制欧洲限制措施的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受补贴的中国出口产品正在威胁它们在国内外的地位。对中国企业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可能比过去获得更多支持。
但是，仅靠保护主义，无法恢复德国的竞争力。Stefan 认为，德国必须争取更公平的贸易条件，同时发挥其分散型经济的优势。德国的 Mittelstand，即由专业化中小企业组成的网络，仍然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可观的创新潜力。只要这些企业采用新技术，并且市场条件更加公平，它们就有竞争力。
德国最大的机会，可能在于其成熟的工业专长与AI的结合。德国不需要自己打造每一个基础AI模型。德国企业可以把先进的模型应用到制造、产品开发和工业流程中。Mauritz 还提到，流程挖掘软件和环保技术，是德国和欧洲企业依然保持创新力的领域。
能源不安全加剧了工业挑战
德国的工业模式曾受益于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这样的供应已不复存在。此外，中东冲突使其他气源变得更贵、更不可靠。更糟的是，德国关闭了剩余的核电站。如今，德国制造商要在能源价格更高的情况下与中国企业竞争，还要为艰难的能源转型出资。
Atul 质疑，没有可靠且廉价的能源，德国还能不能保持工业强国的地位。Mauritz 回应说，可再生能源是德国走向更大独立性的最佳途径。他说，可再生能源已经提供了德国约60%的电力，约占德国全国总能源需求的20%。企业也在让更多生产环节实现电气化。
德国最初推动可再生能源，主要出于气候考虑。近年的地缘政治动荡改变了这场辩论。如今，可再生能源越来越被视为国家韧性的来源，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与进口化石燃料不同，外国供应商无法轻易切断本国生产的风能和太阳能。
不过，这场转型会带来巨大的短期成本。德国电网的设计，并不适应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规模和分布。工业设施需要昂贵的升级，而许多企业正面临利润缩水和竞争加剧。
德国也无法在国内满足所有能源需求。Stefan 主张与日照充足的国家合作，大规模生产绿氢，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国家。Mauritz 则特别强调欧洲一体化：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大陆电网，可以把北欧的水电和风电，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太阳能连接起来。
在两人看来，欧盟（EU）不只是一个政治项目。欧盟让德国进入庞大的共同市场，获得互补的能源资源，也拥有能合力与中国和美国更有效竞争的伙伴。
德国能够东山再起吗？
Atul 最后问道，德国是否正经历真正的 Zeitenwende（转折点），并迎来新的 Zeitgeist（时代精神）。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在俄乌战争后推广了 Zeitenwende 一词，主要是为了说明德国需要重建军事能力。如今的经济挑战，同样需要一次深刻的方向转变。
德国不能再依赖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不断扩大的中国需求和稳定的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它必须在关税、产业补贴、地缘冲突和技术颠覆的时代中竞争。改革会很痛苦，因为德国讲求共识的政体行动缓慢，除非压力大到无法忽视。
Stefan 对长期前景保持乐观，尽管他预计未来几年的过渡期会很艰难。Mauritz 的信心则来自德国技能出色的人口、雄厚的技术基础和民主社会。他还看到，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有抱负，他们创办公司、打拼事业，同时努力守护国家，这是希望所在。
德国并不缺人才和工业知识。它的挑战是更快地发挥自身优势，减少不必要的增长束缚，并与欧洲及国际伙伴合作。正是这场暴露德国旧经济模式弱点的危机，可能迫使德国建立一个更有创新力、更有韧性的新模式。
正如 Mauritz 所说，“每一场危机都是机遇”。德国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将决定它能否继续跻身世界工业强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