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apter转向中国:当自有工厂变成风险
为什么 Enapter 要把部分电解槽生产转移到中国?这家公司正在经历一次非常彻底的商业模式重构,而它的选择,也给德国中小制造企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什么时候,自有工厂不再是竞争优势,反而变成了负担?
Enapter拥有一个处在成长型市场中的产品,但即便如此,自有生产体系最终还是变成了公司的经营风险。
这家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绿氢电解槽制造商,正在把相当一部分制造业务交给中国合作伙伴,同时把自己改造成一家轻资产(Asset-light)企业。
Enapter首席执行官 Jürgen Laakmann希望借此降低固定成本,让公司的生产和项目执行更加灵活。但这种转型也意味着,公司必须裁员。
Enapter成立于2017年,在意大利比萨设有研发和生产基地,同时还是一家上市公司。
它生产的是模块化的小型电解槽:单个设备可以高效生产氢气,同时又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将多个模块组合成更大型的系统。
从技术和市场前景看,这似乎是一家条件不错的企业。
技术没有问题,原来的商业模式却走不下去了
Laakmann表示,真正的问题是:
市场订单并不会按照企业希望的方式,持续保持相同规模。订单有时很多,有时又很少。
为了应付这种波动,公司却必须长期维持自己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而这些固定资产需要大量资金。
与此同时,整个电解槽市场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市场需要较小型设备,现在越来越转向工业级大型装置。
此外,中国竞争对手能够提供成本更低的产品。
而Enapter如果继续在意大利比萨自行生产,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升级和建设新的生产能力。
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公司实际上面临一个相当严峻的局面:
如果继续沿着原来的道路走,Enapter甚至可能消失。
Laakmann认为,企业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奇迹上。
因此公司必须做两件事:
让生产能力变得更加灵活,同时大幅降低成本。
中国不是问题,中国反而被用来解决Enapter的问题
在Enapter看来,这场转型离不开中国。
Laakmann给出的判断非常直接:
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非常大,即使面对较高关税,这种优势依然不会完全消失。
Enapter的新思路是:
把制造环节放到中国,利用中国的成本优势;然后在欧洲和美国市场继续发挥Enapter自己的项目开发、技术和市场能力。
这样一来,Enapter可以用更低成本开发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如果自己进入欧美市场,则需要付出较高的市场建设成本。
Laakmann认为,企业管理者必须愿意和竞争对手交流,并且冷静地观察市场。
当事实都摆在桌面上以后,就应该重新算账,然后作出决定。
一旦决定,就必须执行。
在他看来:
最大的错误,就是等待。
Enapter在今年5月最终作出了这一决定。
Laakmann回忆,在作出决定以前,他睡得很不好;决定以后,他睡得明显更踏实了——虽然睡眠时间也明显变少了。
Enapter 2.0:工厂淡出,但核心技术留下
这套转型计划被称为:
*“Enapter 2.0”。
Laakmann对它的概括非常简单:
凡是适合外包的东西,都外包出去。
未来Enapter将把自己的主要资源集中在几个领域:
研发、产品与技术能力、销售、项目开发以及售后服务。
真正的生产制造,则交给新的中国合作伙伴。
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是Runqing润氢科技。Enapter的AEM电堆目前已经由其位于深圳的合作伙伴润氢科技进行生产
双方的生产分工也很有意思。
Enapter仍然掌握最关键的一部分技术和部件:
公司向中国合作伙伴提供电极——阳极和阴极。
剩下的制造工作则由中国合作伙伴完成。
不仅如此,中国合作伙伴还负责采购材料,并承担生产过程中的前期资金投入风险。
这对Enapter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大量原本被制造环节占用的资金可以释放出来。
Laakmann认为,这将让Enapter从生产一直到项目执行,都获得明显更大的灵活性。
资产负担减轻了,但员工承担了代价
对于公司的财务状况来说,这场改革可能是一次减负。
但对于员工来说,代价却相当现实。
2025年,Enapter还有大约200名员工。
目前已经减少到大约170人。
而接下来,员工数量还会进一步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Enapter已经处置了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工厂。
公司还计划进行一次增资。
按照目前安排,整个重组预计将在2026年11月完成。
随后,“Enapter 2.0”将正式进入新的运营阶段。
最后总结
Enapter正在从一家强调自主制造的电解槽企业,转向轻资产模式。AEM电堆已经交给深圳合作伙伴生产,目的就是降低固定成本,并让产能能够随订单变化。
但Enapter并没有把所有东西交出去。研发、产品管理、销售、项目开发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仍然留在自己手里。
公司预计,这场重组从2027年开始将对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文章最后提出一个德国制造业非常典型的问题:
对制造企业来说,真正重要的未必是拥有尽可能高的自产比例,而是谁控制着战略性的核心Know-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