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国的清洁技术合作：机遇、竞争与区位政策
德国MERICS（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是欧洲规模最大的专注当代中国研究的智库，在欧洲对华政策讨论中拥有较高话语权，但也因研究的主观性和政治化倾向长期存在争议。
执行摘要
德国对华立场并不一致。 在清洁技术领域，德国各方陷入了一个战略三难困境：安全、经济和脱碳三大利益相互冲突。多数利益相关方只认同其中一两项，立场之间往往彼此矛盾。
共识领域蕴含机遇。 不过，各方也存在重叠的共识。这些共识有助于化解利益冲突，而且政治上、社会经济上都可以接受。经济可行性、脱碳和欧洲安全，因此有机会更可持续地结合起来。
需要一套连贯的清洁技术战略。 这些共识领域需要政治层面的牵头负责。德国应当运用政策工具，把现有的气候、能源和二氧化碳目标，与长期的产业和技术政策绑定在一起，确保目标真正落地。这样做可以为投资提供确定性，激励清洁技术创新，也能让对华合作提前得到更有效的规划。
为德国清洁技术产业打造引领市场。 公共采购和私营采购都应设立有约束力的规则，并引入“欧洲制造”标准，以提振对欧洲未来技术的需求。这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保住就业，也能扶持富有创新力的中小企业。
按行业区别对待贸易政策。 在脱碳领域，如果合作与建设性的政治协作对双方有利，德国应继续推动对华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国的清洁技术产品对欧洲脱碳同样不可或缺。但对关键技术及其核心部件，需要更严格的监管。对合资企业和直接投资的支持，应当切实为欧洲这个商业区位带来增值。
建立共同的欧洲清洁技术政策，并明确对华接触的共同目标。 德国及其欧盟伙伴应制定并强化有约束力的共同目标，涵盖清洁技术的投资条件和规则。欧洲各国应密切协调，增强供应链韧性，提高对华贸易谈判的筹码。
引言：中国在绿色技术上的主导地位，给德国和欧盟带来挑战
所谓“中国冲击2.0”，指的是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浪潮。它已经让汽车、机械工程等德国传统产业承压。此外，创新能力、成本优势和供应链主导地位，也让中国企业得以进入德国经济的核心领域。后果影响深远：德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独立性面临风险。就连“清洁技术”（cleantech）行业，也日益陷入危机状态。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正在影响德国和欧洲保障能源供应、转向脱碳气候友好型经济的努力。
欧洲企业陷入了双重困境，竞争异常惨烈。一方面，它们在中国市场不断丢失份额。另一方面，在本土市场，它们也面临中国企业的巨大竞争压力。清洁技术领域尤其如此。中国正在电动出行、风电、电池、氢能等多个细分领域迎头赶上。对德国企业来说，保持在华业务是商业上的优先事项。但这越来越与欧盟市场的宏观风险相冲突，比如产业衰退和失业。
本报告是一项试点研究的总结。该研究调查了德国对中国在脱碳（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清洁技术中角色的看法。 报告分析了公开声明和新闻稿，也参考了与产业界、政界、研究界和利益团体代表的背景交流。目的是梳理各方的利益和立场，并与中国的雄心作对照。各方立场因利益不同而各异，有些甚至相互对立。
报告以结构化方式呈现各种立场，希望帮助找出共同利益，并提出建立在更广泛共识之上的政策建议。中国在清洁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报告提出的各项选择，也因此强调德国必须迅速、协调地采取行动。
这需要一套更坚决的政策，把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团结起来。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正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失衡，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2025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达到3600亿欧元。
欧盟成员国有政治意愿，希望通过去风险战略减少战略依赖，比如在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安全方面。但这与地缘经济现实并不相符。欧洲缺少（价格可承受的）替代方案，供应链依赖又高度复杂，因此短期和中期内很难实现多元化，成本尤其高昂。
在这个地缘政治剧变的时代，中国同样面临挑战，需要维护经济主权和独立。中国已明确表示，要实现全球技术领先，并扶持本国产业。凭借有远见的政策和大量资源投入，中国在若干技术和全球市场上建立了主导地位。而就在几年前，这些领域还牢牢掌握在欧洲手中。
中国以系统的方式推进创新目标，也有针对性地处理了自身的依赖问题。欧洲，尤其是德国，如今正感受到后果。中国借鉴了德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并与集中管控相结合。德国和欧盟必须立即行动，保护产业、就业、技术和能源安全。
另外，一些人主张更加重视欧洲的安全，尤其是能源和技术领域的安全。他们警告说，俄乌战争和伊朗战争加速了对化石燃料的摆脱。如果欧洲没有发展出本土的替代方案，就可能越来越依赖中国技术。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以及能源网络的控制与安全，风险也在上升。
不过，得益于中国提供的廉价创新技术，欧洲脱碳的条件前所未有地好。中国很早就把清洁技术和全球能源转型视为经济机遇。通过持续的技术扶持和产业政策，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绿色技术的先行者。它在光伏、电池、电动出行等领域主导着全球价值链，并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创新型清洁技术产品。
对德国和欧盟来说，这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战略三难困境：安全、经济和气候三方面的利益相互冲突。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本国产业是一个目标。快速、经济地推进可再生能源扩建，则需要进口低价技术。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迄今为止，各方对如何平衡使用本国产品和中国产品来实现减排目标，仍没有达成一致。没有这些中国产品，德国的国家目标在短期和中期几乎无法实现。因此，这些目标与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挂上了钩。
德国各方对中国在清洁技术领域角色的立场，分布在三个相互对立的端点之间，构成一个三角形：经济利益、安全需求和气候目标。这些利益和目标不一定互相排斥，可能有重叠，但同样可能发生冲突。
经济利益：对大企业而言，中国既是市场，也是技术伙伴
几十年来，中国市场一直是德国企业的重要销售市场。德国技术在国内研发，在中国低成本生产，再销往全球。这种分工曾是成功的经济秘诀。自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企业就在中国设厂。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之一。
如今，德中贸易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德国对华长期保持的贸易顺差，在2025年变成了890亿欧元的逆差。中国也在德国曾经占据主导的细分领域里，与德国企业展开竞争。许多推动德国经济的核心力量，仍然深深扎根于中国。清洁技术领域的企业同样如此。如今，德国企业在中国不仅有生产基地，还设有研发中心，并与中国企业保持着重要的技术合作关系。
这些企业在华的经济前景，如今看来更不确定了，大型企业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变化。不过，许多企业仍在继续投资中国。它们想保住自己在中国供应商网络中的位置，也想受益于当地的创新生态。德国企业还认为，今后保持中国市场的存在很重要，尤其是考虑到第三方市场的竞争。
产业界代表对“去风险”的理解，不一定是供应商多元化。他们主要把它理解为一种战略转移：把生产迁到其他地点，以减轻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提升自身竞争力。访谈中的几段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对汽车企业来说，去风险意味着减少对地缘政治措施的依赖。——转述自一次保密专家访谈
“在中国，为中国。在当前的价格环境下，这是取得进展的唯一办法。”——奥拉·凯勒纽斯（Ola Källenius），梅赛德斯-奔驰首席执行官
“我们深深扎根中国，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动态。德国工程技术、中国庞大的供应商网络和本土创新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全球优势。”——奥利弗·齐普策（Oliver Zipse），宝马首席执行官
“中国不再只是制造中心，而是全球创新强国。我们正在大力投资，并将继续投资，博世会优化在华布局，保持竞争优势。”——斯特凡·哈通（Stefan Hartung），博世首席执行官
然而，即便是长期在华经营的企业，情绪也在转变，因为市场份额不断萎缩，清洁技术领域尤其明显。德国车企正被中国本土厂商挤出电动车市场。在绿色能源领域，中国厂商在成本和采购方面普遍占上风。这种惨烈的竞争，同样体现在企业在中国和德国的季度业绩中。比如，梅赛德斯最新的电动车型在2026年上半年，在中国只卖出几百辆。而小米两年前才进入这一市场，每月交付的车辆却达数万辆。
德国中小企业尤其感到受威胁。它们往往没有能力在中国生产，也就享受不到低成本的好处。对华批评最尖锐的声音，恰恰出自这里。
由于补贴制度全面，我们没法与中国对手竞争。即使在中国生产，我们也享受不到同等的资本补贴和出口支持。那么，欧盟产业需要保护，免受中国竞争吗？需要。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整个经济体。——转述自一次保密的专家访谈
安全关切：中国的投资和出口战略，给欧洲可持续能源供应带来风险
至少自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德国许多利益相关方已清醒认识到，单一方向的供应链依赖有风险，能源领域尤甚。伊朗战争造成全球石油供应链中断，再次凸显了这一风险。
德国代理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社民党）也表示，降低化石能源在德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会让德国减少对外国能源供应商的依赖。但与此同时，仍有部分人士对中国参与欧洲经济，尤其是德国能源供应，存在复杂的安全担忧。比如，在风电场等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中国技术，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隐患。
另一个让德国供应商担忧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得到大量补贴。国内企业无法匹敌中国的低价，担心被挤出本土市场。此外，德国和欧盟还面临另一种威胁：某些行业的制造专长和技术主权可能逐步流失，对中国的产业独立性也随之丧失。
清洁技术供应链内部同样存在依赖，稀土方面尤为突出。2024年4月和9月，中国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后果因此一目了然。德国47%的稀土需求依赖从中国进口，而且这一比例仍在上升。预计产业界还会有更多岗位流失。据估计，德国工业每月流失15000个工作岗位。如果惨烈的竞争持续下去，这一趋势可能延续。
一些组织和企业对中国持安全优先的态度。它们往往从未进入过中国，或因中国扶持本土企业而被挤出中国市场。贸易协会和工会也发出批评声音，因为它们的成员已经充分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
在政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与中国做生意的安全问题，已经被更深入地讨论了好几年。但统一而有约束力的应对办法依然缺位。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基民盟）等人主张采取“去风险”的总体战略，即有选择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不完全脱钩。多数情况下，这一思路并没有明确界定。不过，确实出现过一些具体决定，拒绝中国技术、选用德国供应商。例如，在政界和安全界的尖锐批评之后，海上风电运营商Luxcara把合同授予了西门子歌美飒，没有给原先中意的中国供应商明阳智能。
在能源领域，可接受的风险与战略脆弱性之间，界线尚未确定，仍有争论。有一点日益清楚：即便只是部分排除中国的部件和产品，也很可能大幅推高德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成本。产业界代表呼吁得到系统性的政治支持，以便与中国对手竞争：
“继光伏之后，我们又把另一项面向未来的技术［风能］，置于被不公平竞争摧毁的风险之中。这不能发生。如果德国想成为绿色技术的领跑者，就必须拿出明确的政治意愿来支撑。”——于尔根·克雷默（Jürgen Kramer），德国金属工会（IG Metall）副主席
“任何项目，哪怕只拿了欧洲资金计划的一欧元，也应该被要求在欧洲采购技术。作为欧洲企业，我们没法参与中国市场。我们被拒之门外。而在欧洲，我们却仍然太天真。”——尼尔斯·阿尔达格（Nils Aldag），Sunfire（电解槽企业）首席执行官
“欧洲是唯一邀请全世界制造商来倾销过剩产能的大陆，还给这些厂商补贴。应当明确支持那些在欧洲创造大部分增加值的企业。法国和波兰已经明确按这一方向调整了资助规定。”——托马斯·海姆（Thomas Heim），开利（Carrier，热泵等产品制造商）气候解决方案经理
气候目标：没有价格可承受的中国技术，脱碳成本将更高
德国中右翼与中左翼联合政府（基民盟/社民党）在今年春天通过了气候保护计划，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减少25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要实现这一目标和其他气候目标，德国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努力。仅仅减少电力供应中的化石燃料使用还不够，交通运输、货运和工业也必须脱碳。
在这方面，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设备、电池和电动车，价格上无可匹敌。就技术而言，视行业不同，质量与德国相当，因此非常有吸引力。政策制定者还必须提供监管支持，为国内经济创造有效激励，这一点至关重要。其中一项是优化可再生能源扩建的框架条件。以德国现行的风电场拍卖设计为例。在这一机制下，场址通过竞价分配，出价最高者可以开发场址。开发商因此会设法压低建设成本，倾向于购买更便宜的中国风机。
“政府希望通过拍卖实现收入最大化。这种拍卖设计给风电开发商施加了价格压力。开发商于是转向中国供应商，或者把压力转嫁给欧洲制造商。欧洲制造商再通过进口中国部件，来抵消价格上涨。”——转述自一次保密的专家访谈
在中国，开发周期往往更短，创新方案因此能更快进入商业市场。一家研究机构的代表认为，鉴于清洁技术的创新速度，与中国合作必不可少。
现在离了中国的研究机构，已经没法开展工作。创新和研究的速度，在中国以外很难想象。中国取得的规模，可以视为一种机遇：技术和生产工艺能更快、更便宜地传到德国，从而推动能源转型。——转述自一次保密的专家访谈
气候研究机构和可再生能源企业也认为，脱碳失败的风险，远大于与中国供应商合作的风险。这些利益相关方往往认为安全风险是可控的，比如中国部件被篡改而导致电网中断。以下引述体现了风险意识与竞争力之间的张力：
“选择全球功率最大的海上风机［明阳］，能加快德国的能源转型，也能促进这个行业亟需的竞争。无论如何，Waterkant风电场的管理、运营和控制，都将完全掌握在一家独立的德国公司手中。”——霍尔格·马蒂森（Holger Matthiesen），Luxcara项目经理，2024年7月2日
“到2030年实现1500万辆电动车的目标，只有在中国制造商参与的情况下才能达成。提高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会大幅增加电动出行推广所需的融资。”——Agora交通转型论坛（Agora Verkehrswende）研究
自愿合作、依赖与供应链：中国在清洁技术领域无处不在
德国清洁技术企业对中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融入中国市场的程度。长年合作、在中国生态中根基深厚的企业，往往主张以中国为基地的生产战略，即“在中国，为世界”。这类企业的大量供应商、技术伙伴和研发中心都在中国，并在那里开发创新产品。它们依靠中国来实现销售、有竞争力的生产和快速研发。
许多在中国没有销售的企业，也依赖中国供应商提供部件。原因可能是成本，也可能是中国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或者干脆是没有别的选择。依赖程度因企业而异。完全不依赖中国的企业，在这一行业十分罕见。德国领先的清洁技术企业，普遍与中国有紧密的供应关系。
原则上，借助中国技术实现脱碳，仍有可能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基石。2025年，欧盟能源进口（主要是化石燃料）总值为3370亿欧元。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也意味着欧洲对中国出口产业至关重要。因此，北京对欧盟限制市场准入或提高条件的正当举措十分敏感。[22] 双方都应及早发现这方面的紧张，并通过外交手段加以管理。因为供应链依赖的风险正在上升，将成为德中关系中潜在的破坏性因素。
中国已把清洁技术提升为战略产业。北京的产业和技术发展规划一直很成功，今后仍将依赖这些工具。它在光伏等领域靠产业政策取得的主导地位，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复制。在清洁技术领域，这意味着中国将有策略地强化整个价值链，推动新型清洁技术的发展，既服务国内脱碳，也面向全球市场。
中国把产业政策视为一种制度优势。尤其是光伏等绿色技术上的成功经验，要在其他领域复制。绿氢、电池储能、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能源技术，都是关键市场，预计不久后将迎来活动激增。以系统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和政治引导的市场发展，是中国目前正在巩固的核心工具。它们跨行业运作，把政策刺激的需求与对产业扩张的扶持结合起来。
中国正努力在供应链、国内市场和未来技术上实现自主。这对德国企业是一项挑战。中国几乎在所有产品类别中，都已在与德国昔日的市场领导者竞争。在中国看来，从来就没有过公平的竞争环境。作为出口国，德国长期在技术上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中国想要取得这一地位。现在，通过持续的政策和长期投资，这些依赖关系正在被逆转。
作为技术超级大国，中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西方国家的任何残余依赖，都要被消除或逆转。比如在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航空航天领域，北京正在推进一项“世代工程”，意在让中国跻身这些行业的最前沿。中国还借鉴了德国发展高度自动化的“工业4.0”的做法，建立起互联互通、部分由人工智能支持的产业集群。
即便在欧洲技术仍然领先的领域，德国制造商也认真对待中国的雄心：
德国与中国产品之间有40%到60%的成本差距。但如果按15到20年的项目寿命计算，这一差距会缩小。因为中国设备目前需要更频繁地更换，效率也较低。算上运营成本（OPEX），中国报价与我们的价格就拉平了，有时中国报价最终反而更贵。但我们不能故步自封，中国人会很快赶上来。如果这里的产能爬坡这么慢，我们就不能假设自己能一直是技术先锋。——转述自一次保密的专家访谈
清洁技术是中国未来的关键市场。中国超过11%的增长来自这一行业。自伊朗战争引发石油危机以来，绿色技术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预计全球在这方面的需求还会增长，而中国已经抢得先机。
在第三方市场，我们与中国生产商竞争的，不一定只是技术层面，还有金融和保险方案。在一次我们输掉的投标中，我们的技术方案更合适，但中国人的融资报价更好。——转述自一次保密专家访谈
德国企业面对的，不只是中国的同类企业。它们面对的是一个有战略定位的产业生态，背后是政治主导的经济所能调动的资源。因此，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已经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问题，而是整个德国作为商业区位所面临的经济挑战。
利益交叠：协调制定对华清洁技术接触战略的切入点
中国以雄心勃勃、系统化、有战略支撑的举措，扩大自己在绿色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并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竞争对手需要基于共识作出回应。竞争日益加剧，正在把德国挤出商业区位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无所作为已无法自圆其说。下文将分析从利益重叠或共识领域中产生的行动空间，并归纳现有的选项。
三角形按安全、经济和气候/脱碳方面的对立立场，对利益相关方进行了归类。这张韦恩图则突出了它们的重叠之处。两个或三个圆圈重叠的地方，是多个利益相关方共有的利益。这些区域可以视为制定连贯、基于共识的政策的起点。针对这些领域的措施，可以增强德国的实力，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凝聚到同一阵营。
德国很难同时最优地兼顾减少依赖、保持竞争力和快速脱碳这几个有时相互冲突的目标。减少宏观经济依赖的一方，短期要付出更多。优先考虑企业利润、尽可能廉价采购清洁技术的一方，会加深依赖。全面保护本土制造商的一方，则会让能源转型更昂贵，也阻碍对中国创新成果的获取。
一套涵盖全部利益的连贯对华政策，不可能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同样满意。但它可以聚焦于经济利益、安全关切和脱碳这三大领域的重叠部分。关键在于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既权衡社会的社会经济利益，也兼顾私营部门和产业的逐利逻辑。清洁技术应被视为一个机会，既能调和安全、经济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利益，又能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妥协是必要的。上市公司必须遵循经济可行性的原则。政策制定者则必须确保长期的就业安全和公共产品的可靠供应。气候目标已写入法律，因此脱碳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具有约束力。所以，必须找到办法，让企业利益与政治关切重新靠近。上述立场共确定了四个应当重点考虑的战略领域：
有韧性的供应链：原材料多元化与回收
受访的利益相关方普遍支持关键原材料供应链多元化。可行的途径包括：为非中国来源的材料或部件建立替代供应渠道、建立战略储备、回收磁体和稀土。促进本土创新、（重新）建设整条供应链上的产能，可以在出现外部瓶颈时保障基本商品的供应安全。这些措施有助于发展有韧性的供应链，至少能限制北京以出口管制施压的能力。
但是，投资成本很高，措施也要到中期才会见效。在中国供应链之外生产，以及回收，成本都比进口中国产品更高，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例如，德国的稀土回收企业难以为产品找到市场，开工率远低于产能。2026年5月，欧洲最大的稀土回收中心贺利氏Remloy（Heraeus Remloy）被卖给了一家加拿大公司。而如果保留在欧洲人手中，德国作为清洁技术中心，本可以获得更大的战略独立性。多元化好比一份保险。德国必须今天就投入，才能建立长期韧性，避免去工业化持续下去。
绿色引领市场：确保投资和需求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如果与二氧化碳标准和韧性标准挂钩，并纳入本地化标准（只在欧盟内采购），就能显著提振对清洁技术和上游产品的需求，比如低碳排放的绿色钢铁。
由公共采购资金支撑的引领市场，有助于增强对欧洲清洁技术的需求。企业可以获得更长期的规划确定性，也有机会扩大生产。使用欧洲技术脱碳所产生的较高成本，至少有一部分由公共部门承担。与进口关税相比，这种做法能带来对欧洲产清洁技术的需求，而不是单纯让竞争产品变贵。
欧盟正在讨论的《工业加速法案》（IAA），就是为这类引领市场建立二氧化碳标准和本地化标准的一次尝试。目前有多种因素妨碍了IAA的效力。其中之一是“Made with Europe”（原文如此）的定义含糊，它指的是欧盟以及所有与欧盟签有贸易协定的国家。此外，对某些行业，IAA可能要到2029年才生效。鉴于形势紧迫，这可能太晚。还有一种想法正在获得支持：如果出现“不成比例的价格上涨”（超过25%，也就意味着中国报价更便宜），就暂停公共采购中的本地化标准。如果这一想法占上风，法案的效力也会受限。要为欧盟制造的清洁技术建立可靠的国内市场，需要更大胆、能更快部署的工具。
自主的能源转型：有分寸地去风险，聚焦关键基础设施
当技术进口构成安全风险时，坚定地采取去风险措施尤其有道理。这首先适用于关键基础设施，如能源（电网）。一个例子是，计划把华为和中兴的技术从5G核心网中移除。但关键在于采取清晰的、因技术而异的做法。对于许多基础部件和较简单的技术，如光伏板或电池，使用中国制造商仍然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案，也不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
成功的去风险，应当在供应瓶颈和网络安全风险可能造成实际损害的地方建立安全。这会带来额外成本，在一些关键领域也会减缓扩建速度。欧盟不能不建立自己的供应链，至少要在这些关键技术上实现采购多元化。为此，必须有战略协调的政策，尤其是在欧盟内部。
核心环节：关键部件的欧洲价值创造
上述三个利益领域的核心，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战略性瓶颈行业实现本土价值创造，比如永磁体、绿氢和关键原材料。这些产品目前主要来自中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即设立所谓的IPCEI项目（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由多个欧盟成员国共同出资、面向战略行业的跨国大型项目），同时提供初创企业资助和对绿色能源的支持。
这类措施短期成本高昂，但中期能给德国产业和欧洲独立带来最大的收益。取得的好处是真正的技术主权，虽然是有限的。不过，前期成本意味着最初需要很高的财政支出，成效也很难在一个议会任期内衡量，因此在政治上很难沟通。因此，德国应当聚焦少数真正关键的瓶颈，如稀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部件，而不是广泛撒网式地投资。在这方面，同样必须有欧洲层面协调的政策。
展望：如何在清洁技术领域战略性地平衡对华接触中的各方利益
以下建议的行动方向，基于本次调研中呈现的各方立场和利益。调研显示，各方有一个共同利益：在加强德国地位的同时推进脱碳。所有各方都表示，希望维持德国在清洁技术领域的地位，同时促成与中国长期、可持续的伙伴关系。这只有通过基于共识的措施才能实现。
认同本研究所述三个利益端点的利益相关方，都要准备好作出妥协。以下战略步骤和指导原则，可以更好地平衡这些不同的利益，促进德国和欧洲清洁技术产业的壮大，并同等程度地服务于经济和安全利益：
德国需要一套连贯的战略，得到大多数关键经济利益相关方和政策制定者的支持。 现有目标必须纳入这一战略，因为气候目标、能源立法、二氧化碳定价和欧盟决策中，已经包含了关键的战略要素。如果政界继续不让这些目标具有约束力，如果商界继续以成本为由拖延落实，就无法应对中国对德国清洁技术产业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
要应对中国这一清洁技术领域的参与者，产业界、政界和社会需要一份新的共识，以战略性地协调不同的利益。 欧盟作为商业区位，必须适应技术和地缘经济的新现实。在这一现实中，框架条件部分由中国决定。
这需要就必要措施开展公开、非意识形态化的辩论。 “技术中立”不能继续成为维持现状的万能借口。相反，必须通过有约束力的目标和监管调整，为面向未来的技术创造投资确定性，确保市场。欧洲政策的紧密整合是必不可少的。
从中长期看，投入更高的短期成本去追求自主和安全措施，其收益大于维持高风险的现状。 对每一项技术和供应链，德国及其欧盟伙伴都要逐案协商：愿意在整条供应链上把关键产品的本土生产扩大到什么程度。
与中国的贸易在根本上对双方有利，但必须解决与安全相关的结构性冲突，才能让贸易关系可持续、互利。
在决定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时，应当考虑技术转让和保住就业的标准。
合资企业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原则上仍然是可取的，但条款应当为整个欧洲经济带来明确的增值，而不只是让合资伙伴受益。
在清洁技术领域，与中国签订分行业协议是合理的。 伙伴关系和贸易对双方都重要，但可接受的相互依赖限度，因技术和行业而异。
应把来自中国的清洁技术视为一次机会，使欧盟减少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美国和海湾地区的进口，并减少由此带来的价格冲击。 不过，在进口电网控制或网络安全领域等关键部件时，应适用比标准部件更严格的安全审查。
关税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但前提是同时（重新）建设欧洲的产业、供应链和创新能力。 关税为本土制造商争取了时间，但本身并不能增强产业韧性。
对德国来说，关键是提升德国企业产品在欧盟内部的销量。 在整个欧盟，许多制造商的开工率也远低于最大产能。富有创新力的中小企业则抱怨需求不足（例如在氢能领域）。
清洁技术引领市场通过需求侧监管，比如公共采购，来保证销量。这反过来带来投资确定性，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价格。 “欧洲制造”之类的采购规则，如IAA中所包含的，必须具有约束力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