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氢能大转型②] 中美欧日争夺氢能主导权,谁是赢家?
中国主攻电解槽设备,美国押注低碳制氢,欧洲靠监管造市,日本布局进口供应链,四强各有打法
投资公告满天飞,真正的商业化却进展缓慢,竞争焦点正从补贴转向生产成本和采购合同
韩国仅靠氢能汽车和燃料电池技术还不够,须应对2030年全球氢能供应链重组
原文作者:申成恩(선임기자)
铂道翻译并编辑。
全球氢能经济的主导权之争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把氢能视为未来能源产业的核心,但各自选择的抢占市场的路径差别很大。
中国靠电解槽的规模化制造和价格优势;
美国利用丰富的天然气和碳捕集技术;
欧洲用碳排放监管和清洁氢强制使用制度来创造市场;
日本则专注于在海外制氢、长期进口,搭建国际供应链。
这些差异,反映了各国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气候政策和制造业竞争力的不同。
不过,大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制氢技术在进步,但能买氢的企业和行业还不够多。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Global Hydrogen Review 2026》显示,2025年全球氢需求突破1亿吨,低排放氢产量却只有约100万吨。到2030年有可能投产的低排放氢项目,其潜在产能预期近期也被接连下调。
这并不是说氢能经济没有增长。只是各国宣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与实际商业化之间,差距比预想的更大。氢能产业的国际竞争,已经从"谁宣布要建更多产能",转向"谁能生产得更便宜、卖得更稳"。
中国:掌控全球电解槽设备市场
在世界氢能产业中,中国扩产最快。尤其是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电解水的技术,中国凭借制造成本和设备供应能力不断强化竞争力。
中国的优势在于,光伏、风电和电池产业已经建成了庞大的制造生态。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电力变换装置和电解槽设备可以在国内整合,这一点比其他国家更有利。
据IEA数据,2025年全球电解槽装机容量超过4GW,新增装机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中国。中国以碱性电解槽为主扩大产能,带动了全球设备价格下降。中国企业在内蒙古、新疆等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推进大型绿氢项目,所产氢气供应给煤化工、炼油和合成氨等现有产业。
中国策略的关键在于,氢气不一定要去开拓新的消费市场。既有产业本来就是用氢大户,只要把化石能源制氢替换成清洁氢,就能形成相当大的市场。
但中国也有问题要解决。电解槽制造能力增长很快,而项目实际开工率和清洁氢需求却没有跟上。制造商之间价格战加剧,部分企业可能面临盈利恶化。
光伏行业出现过的产能过剩和价格战,也可能在电解槽市场重演,这正是外界担忧的原因。中国在设备价格上优势明显,但便宜的设备不等于便宜的氢。要评估真实的生产成本,还得考虑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利用率、电解槽的运行时间,以及氢气储运成本。
中国若想掌握全球氢能的主导权,必须把设备制造优势转化为制氢和用氢的经济性。
美国:以天然气加碳捕集进军低碳氢市场
美国的氢能战略和中国截然不同。中国聚焦电解槽制造和绿氢生产,美国则把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与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结合起来,在低碳制氢上建立优势。天然气重整制氢在商业上早已成熟。如果再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捕集并封存,温室气体排放就比传统方式更低。这就是所谓的蓝氢。
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有炼油化工设施、天然气供应网络,以及适合封存碳的地质构造。这些地区可以利用现有工业设施,因此在早期商业化上,比新建电解设施更有优势。
IEA 2026年的报告也印证了这种差异。已做出投资决定的电解项目,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欧洲;而基于碳捕集的氢项目,美国领先。预计2026年全球低排放氢投资额约为100亿美元,美国约占19%。
不过,美国氢能产业同样存在不确定性。联邦政府的税收支持和能源政策变化,会直接影响需要长期回收投资的氢项目的经济性。尤其是,美国许多大型低碳氢项目不只面向国内消费,还打算出口氨等氢基产品。如果日本和欧洲没有足够的采购需求,光靠美国的生产优势,项目很难落地。
碳捕集技术也需要验证实际减排效果。即使在工厂里捕集了二氧化碳,天然气开采和运输过程中的甲烷泄漏,以及未被捕集的排放,也会让各项目的减碳成果相差很大。
归根结底,美国氢能的竞争力很可能取决于四个变量:天然气价格、碳捕集成本、政府支持和海外采购合同。
欧洲:以碳监管造市,但高成本是障碍
与中美不同,欧盟看重的不是制氢的成本优势,而是通过制度创造需求。做法是收紧碳排放监管,为各行业设定可再生氢使用目标,引导企业购买清洁氢。
代表性制度是《可再生能源指令》(RED III)。欧盟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工业用氢中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RFNBO)的比例至少达到42%,2035年提高到60%。交通领域也引入了2030年的RFNBO使用目标。
这项政策意义重大。制氢企业不必再四处找买家,监管本身就能创造出一定规模的需求。德国、荷兰等欧洲主要工业国,正为炼油、化工和钢铁行业的脱碳,推进清洁氢生产设施和输送网络建设。通过欧洲氢能银行(European Hydrogen Bank)等渠道提供的生产支持,也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但欧洲的氢能战略有两个弱点:设备投资成本高,监管复杂。
据IEA数据,在已做出投资决定的电解项目中,中国占装机容量的60%以上,投资金额占比约25%。欧洲的装机容量占比不到20%,投资金额却约占45%。这说明欧洲单位装机容量的投资成本明显高于中国。不过,这一数字也受到各国人工成本、设备价格、项目构成和开发阶段差异的影响,不能简单理解为电解技术效率的差距。
监管的实际落实也比预期慢。截至2026年6月初,把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交通部分转化为国内法的成员国只有13个。工业用氢强制使用制度的具体适用和认证程序,各国也不一样。
欧洲氢能经济的优势,是能通过监管创造市场。但它也面临一个课题:要管好高昂的生产成本,避免削弱产业竞争力。
日本:重在掌握海外供应链,而非自己制氢
日本的氢能战略与能源安全紧密相连。日本国内化石能源匮乏,扩大可再生能源又受选址限制,因此推行从海外长期进口氢和氨的方式。
日本投资建设的供应链,是从澳大利亚、中东和北美等地进口低碳氢,形式为液氢或氨等,再用于发电和工业原料。特别是日本的《氢能社会推进法》,引入了弥补清洁氢与传统燃料价差的制度。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长15年提供价差补贴,并为氢供应枢纽和共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这项制度的思路是,由政府分担初期成本,让生产企业和采购企业能够长期交易。据IEA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日本通过价差支持制度共选定6个项目,低排放氢年供应规模约13万吨。其中2个项目与进口发电用氨有关。
日本的战略可以理解为:不追求国内大规模生产,而是要成为国际氢能供应链的买家和主要消费国。但是,即便海外氢的生产成本低,液化、转化、运输、储存和再转化也会增加成本。把氨直接当燃料使用,还要考察燃烧过程中的氮氧化物排放、发电效率和实际减排效果。
日本能否成为氢能经济的领跑者,关键不在海外生产项目的投资规模,而在于能否长期获得低价、稳定的供应链。
四大经济体的竞争力有何不同
氢能产业的新竞争指标:生产成本和采购合同
氢能霸权之争里,最重要的变量是生产成本。目前全球大部分地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绿氢,生产成本都高于化石能源制氢。即便电解槽价格下降,最终成本仍取决于可再生能源电价、设备开工率和融资成本。
IEA评估认为,到2030年前后,中国部分地区的可再生氢有望在成本上与化石能源制氢竞争。而在其他地区,短期内仍需要政府支持和碳定价等制度。
此外,把氢送到用户手里还有一笔成本。氢要压缩或液化;如果为了长距离运输而转化成氨,还需要额外的能源和设备。因此,不能只看工厂里每公斤氢的生产价格来评判竞争力。真正重要的,是运到用户使用地点之后的最终供应价格。
制氢企业要对大型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定,还需要长期采购合同。买家没有确定,建设产能所需的融资就很难落实。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氢能产业中,拿到长期采购合同的项目,与只发布了投资计划的项目,价值差别很大。
韩国处于什么位置:从氢能汽车领先国到供应链竞争国
韩国在氢能汽车和发电用燃料电池领域,建立了受全球关注的产业基础。现代汽车已将氢燃料电池乘用车和重型卡车商业化,斗山燃料电池(두산퓨얼셀)等韩国企业也参与发电用燃料电池市场。
但是,随着全球氢能竞争格局转向生产成本和供应链,韩国原有的战略也有必要重新审视。韩国最大的难题,是在清洁氢的生产和供应上,很难取得与中国、美国同等的成本竞争力。
中国拥有可再生能源设备和电解槽的大规模制造基础,美国可以利用廉价天然气和碳封存基础设施。而韩国在可再生能源选址、电力成本和国内制氢原料获取方面都有制约。
因此,韩国选择在国内大规模生产所有种类的氢,经济上可能并不划算。更现实的办法,是把国内有竞争力的制氢技术、海外进口氢和氢能应用产业结合起来。
需要把现代汽车的氢能出行技术和燃料电池系统、浦项制铁(POSCO)的氢还原炼铁、炼油化工产业的清洁氢转型,以及氢储运技术,连成一个产业生态。在此过程中,也有必要考虑国内制氢技术的多元化。除了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利用沼气重整和废弃物气化等多种原料的制氢技术,也可能依据各地条件创造新的商机。
不过,这些方式并非都能被认定为清洁氢。原料的生产、收集和运输,以及制氢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都要进行全生命周期验证。
尤其是废弃物制氢,可以把废弃物处理费收入和氢气销售收入结合起来,商业模式有可能成立。但仍须综合评估产氢率、提纯成本、残渣处理费和碳排放量等因素。
2030年氢能霸权,谁是赢家?
目前,全球氢能经济中,还没有哪个国家在所有领域都占据优势。
中国在电解槽制造和设备建设上最领先。
美国在利用天然气和碳捕集的低碳制氢方面条件优越。
欧洲能通过制度创造工业用清洁氢的需求。
日本则在国际供应链和长期采购合同上,走出了自己的路。
但这些国家都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清洁氢生产成本高,需求难以保证,运输和储存基础设施不足。
据IEA数据,到2030年有可能投产的低排放氢项目,潜在年产能为2,700万吨。但已经运营或已做出最终投资决定的项目,产能只有约430万吨。即使算上投资决定可能性较高的项目,也只比600万吨多一点。
这预示着,未来几年全球氢能产业可能出现相当规模的行业重组。那些只指望政府补贴、仅发布了投资计划的项目,如果经济性不足,可能被推迟或取消。而那些拿到稳定买家、实现了低生产成本和低供应成本的企业,则很可能抢占市场先机。
氢能霸权不会简单地属于产氢最多的国家。能把生产技术、产业需求、运输基础设施、金融和政策支持结合起来,建成可持续市场的国家和企业,才会拥有竞争力。
韩国同样不能再只用氢能汽车保有量或发电用燃料电池装机容量,来评价氢能经济的成绩。氢能经济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拥有技术,而在于用这些技术生产的氢,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在市场上持续供应。
面向2030年的全球氢能霸权之争,正从产能竞争,转向产业生态和经济性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