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最后一课”
2026年8月11日，财联社一则消息在资本圈悄然传开：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基建已委托摩根士丹利与巴克莱，启动澳洲分布式能源企业EDL Energy的控股权出售，估值最高166亿港元。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新闻。过去七个月，这个96岁老人名下的商业帝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清空海外重资产——
- 1月，110亿港元卖掉英国火车租赁公司；
- 2月，1107亿港元清仓英国电网UK Power Networks，持有16年，股权价值翻了4.3倍；
- 5月，455亿港元退出英国电讯业务VodafoneThree，结束长达26年的英国电信布局。
单这三笔，回笼资金1672亿港元——接近长江基建的总市值。
而就在半年前，巴拿马政府强行接管了他经营了29年的运河两端港口。政府人员“强行进入”码头，接管行政及营运控制权，禁止公司代表进入，并告知员工“必须遵从政府指示，否则面临刑事检控”。
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是李嘉诚1997年拿下的特许经营权，2021年刚续约到2047年。一纸行政法令，29年的经营归零。
“超人”正在急速坠落。但他的坠落，映照的不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纯粹商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李嘉诚的核心能力，从来不是创造什么新技术。
他做的事，本质上是一种精密的跨境套利：在低利率、法治成熟的市场融资；在中国内地等高速增长地区获取土地、港口、电力等特许资产；在成熟市场长期持有现金流稳定的基础设施；在风险升高前高位套现，保留流动性。
这套模式能成立，依赖一个前提：资本可以相对自由地跨国流动，产权保护基本可靠，商人可以在政治立场上保持模糊。
2010年，他以约700亿港元收购英国电网EDF Energy时，世界还相信“资本无祖国”。彼时他控制着英国约四分之一的电力配送市场、近30%的天然气供应市场、超40%的电信市场。
那是“纯粹商人”的巅峰时刻。
但2026年的现实是：港口、电网、电信这些资产，越来越不被视为普通商品，而是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一部分。
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趋严，欧洲外资审查升级——他的电网、能源、电信、港口，从“现金奶牛”变成了“政治筹码”。
巴拿马政府敢动他的港口，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动他，成本很低——既不会引发军事保护，也不会引发某个大国的强烈反制。
“超人”陷入了一个深层悖论：他越是想做纯粹商人，越需要政治保护；但政治保护又要求他不能只是纯粹商人。
没有主权背书的资本，终将无处可逃
很多人批评李嘉诚“没有立场”。但更准确地说，他是在主权国家体系里，试图用私人资本持有主权性资产。
港口是国家物流安全的节点；电网是能源供应的命脉；电信是信息与主权延伸。
这些资产，从来不只是商业资产。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让它们可以部分私有化、跨国化。但大国竞争加剧后，各国重新收紧对战略资产的控制。此时，李嘉诚的身份变得尴尬：
对西方来说，他不是西方主权资本；对中国来说，他又不是中国国有资本；他自己则反复强调——“我只是一个商人”。
结果是，他没有一个强国在背后提供终极安全保障，却持有大量最需要安全背书的基础设施。
瑞银《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增长10.8%，为三年来最大升幅。但与此同时，36%的受访亿万富豪完成跨境迁居，54岁以下的新锐富豪中44%已携资产出境。
2026年，预计将有16.5万名百万富豪跨国迁移——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私人财富迁徙。
财富在增长，但富豪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安。
香港已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2.95万亿美元的离岸资产，首次超过瑞士的2.94万亿。资本像受惊的鸟群，四处寻找栖身之所。
但李嘉诚的遭遇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答案：真正安全的资产，往往不是最赚钱的，而是与某个主权国家的战略利益深度绑定的。
从“资本稀缺”到“资本有序”
国人对李嘉诚评价的断崖式下降，表面是情绪，深层是资本在中国的社会合法性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极度缺乏资本、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国际信用和市场渠道。李嘉诚这时候进来，带来资金、经验和国际连接。所以他是“爱国港商”“商业超人”，被赋予极高道德光环。
但今天，中国已不再缺资本。
缺的是硬科技、产业链安全、关键核心技术、共同富裕下的社会平衡。
这个阶段，社会对资本家的期待变了——不再只看你赚多少钱，更看你的钱是否与国家战略、产业升级、社会风险共担。
李嘉诚的模式是典型的风险规避型、套利型资本：在土地和基建上获取长期制度红利，在市场顶点套现离场。
2004年，他以21.35亿元拿下成都南城都汇地块，楼面价1030元/㎡。16年间只开发了6期。2020年将剩余股权以71亿元卖出，净赚38亿港元离场。
公众自然会问：你享受了中国崛起的制度租金，是否承担了相应的转型风险？
他评价下降的根本原因，不是他变坏了，而是中国社会对“好企业家”的定义变了。
香港模式的黄昏
李嘉诚的个人成功，与香港经济结构高度绑定。
香港长期以地产、金融、航运为核心，制造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单一。李嘉诚正是这个体系的顶端受益者：低价获取土地、缓慢开发坐享土地增值、通过地产港口电力零售形成庞大财团、财富高度集中。
“公摊面积”虽然不是他发明的，但他在内地项目中广泛推广，使其成为高房价时代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
当内地社会开始反思高房价、土地财政、住房商品化的代价时，李嘉诚作为最大受益者之一，自然成为公众情绪投射的对象。
更深一层看：过去香港是中国连接世界的窗口，李嘉诚是“超级联系人”；现在香港角色从窗口变成普通城市，他的光环也随之褪色。
交易型资本的谢幕
从企业家类型看，李嘉诚代表的是交易型、配置型企业家：擅长低买高卖、政商关系、资产重组、风险管理；但不擅长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硬科技创新。
这类企业家的价值，在资本稀缺、市场不完善时期很高。
但当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更推崇的是任正非、曹德旺这类企业家：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承担长期产业风险、在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投入、不轻易从国家和社会抽身。
李嘉诚的“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是商业智慧，但商业智慧不完全等于社会价值。
公众对“聪明”的敬意下降了，对“担当”的要求上升了。
莱坊《2026年财富报告》显示，全球超高净值人群已达713,626人——过去五年间，平均每天有89人跨入这一门槛。
财富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创造，但创造财富的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
一个时代的注脚
当然，李嘉诚评价下降并不完全理性，也包含大量舆论建构。《别让李嘉诚跑了》将撤资问题高度政治化；“公摊面积发明者”等标签并不完全准确；他并非完全撤出中国，仍有大量资产和慈善投入。
公众对他的评价，是一种复杂的混合：有对套利模式的不满；有对高房价、贫富差距的愤怒投射；有民族主义情绪下对全球资本的不信任；也有对旧时代“商业英雄”神话破灭后的失望。
他成了一个符号——既是旧全球化的赢家，也是新国家竞争时代里最尴尬的富豪之一。
2026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李嘉诚仍以451亿美元身家蝉联榜首。数字没变，但世界变了。
他的问题不在于“不爱国”，而在于他的财富模式高度依赖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资本自由流动、产权政治中立、商人可以模糊立场。
当这个世界瓦解后，他越精明，反而越暴露其脆弱性。
历史对他的评价不会是单一的：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早期的重要参与者；他是全球华人资本所能达到的高度象征；同时，他也是香港地产霸权和旧全球化套利模式的代表；他证明了私人资本可以富可敌国，也证明了没有主权战略依托的资本，在大国博弈时代终究有天花板。
达利欧说：“2026像极了1936。”
当大国博弈不再寻求法律仲裁，而是回归原始的丛林法则，资本无祖国的神话——连同它最成功的代言人——正在一起谢幕。
李嘉诚的撤退，不是一个人的商业选择，是几股大结构同时转向的产物：全球化退潮、中国发展逻辑升级、香港模式式微，以及企业家社会合法性标准的变化。
国人对他评价的变化，与其说是李嘉诚“变坏了”，不如说——
中国社会评价资本、企业家与国家关系的坐标，已经彻底变了。
- 财联社/新浪财经,《李嘉诚家族又要套现，最高估值166亿港元卖澳洲能源资产》,2026年8月11日
- 财新网,《巴拿马政府撤销长和两港口经营权 已强行接管》,2026年2月24日
- 南方网,《巴拿马政府强行接管李嘉诚旗下港口！长江和记回应》,2026年2月24日
- 界面新闻,《李嘉诚抛售英国电讯资产，套现约455亿港元》,2026年5月6日
- 界面新闻,《套现超千亿，李嘉诚旗下“长和系”清仓英国电网资产》,2026年2月28日
- 星岛新闻,《李嘉诚抛售英国资产，套现逾450亿港元》,2026年5月6日
- 中国基金报,《最多卖166亿港元，李嘉诚又要套现了》,2026年8月10日
- 瑞银集团,《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2026年6月30日
- 莱坊,《2026年财富报告》,2026年5月
- Henley; Partners / CEOWORLD magazine, “What the Largest Wealth Migration in History Means for Investors”, 2026年2月
- 周末画报/iWeekly,《没有永远的巅峰，也没有永远的低谷》,2026年4月1日
- 广州日报,《李嘉诚，这次嗅到了危险》,2025年8月13日
- 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港交所公告,2026年2月、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