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看，那一幕恍如隔世。德国总理站在白宫，和美国总统一起大谈氢能的好处。他说，氢能不仅将取代天然气、成为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的能源支柱，而且这一进程会比外界预期的更快。这也是德国工业战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实现工业现代化，摆脱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
那是 2022 年 2 月，美德领导人在媒体面前侃侃而谈时，边境地带局势正在不断升温。这场冲突成了能源安全的催化剂，氢能也从单纯的脱碳手段，变成了通向能源独立的路径。既然能源安全至今仍是各国的战略重点，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说好的氢能都去哪儿了？
答案很大程度上要从两位总统的继任者身上找。美国新一届政府的“美国优先”议程把可再生能源边缘化了，绿氢的发展空间也因此被压缩。虽然美国政府仍在支持低碳的蓝氢项目，但资金力度远不及拜登时期《通胀削减法案》承诺的规模。
德国也面临艰难抉择——一边是紧邻的冲突局势，一边是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德国新总理的施政风格和他的美国同行截然不同，但他所坚持的“务实主义”同样给氢能发展带来了挑战。政府预算吃紧，务实的态度也就意味着更缓慢的推进节奏。德国政府对蓝氢的态度也更加开放，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国家经济，包括不断扩张的军工产业，都离不开蓝氢。
氢能的新现实
这种务实态度，也体现在我们最新的氢能行业深度报告里。我们预测，到 2050 年氢气产量将比 2022 年的预测低 35%。清洁氢气的降幅更大，达到 45%。和大多数主流能源转型预测机构一样，居高不下的成本和迟滞的政策落地，迫使我们下调了预期。
但这不代表这个行业停滞了。全球已经宣布了大约 1500 个试点项目，到 2060 年累计投资预计将达到 3.2 万亿美元。从现在的低基数起步，电解法制取的可再生绿氢在同一时期还会实现百倍增长。
氢能及其衍生品，接下来会怎样？
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让氢能及其衍生品对航空燃料、化肥等关键产品的重要性显露无遗。短期来看，地缘政治事件会推动更多氢能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各国政府都想借此保护自己的供应链安全。这意味着欧洲和中国的清洁氢气产量都会增加，不过中国也会转向煤炭来满足氢能需求。
未来十年，中国的氢气产量将居全球首位，欧洲和北美紧随其后。绿氢将贡献大部分增量——这是 DNV《能源转型展望：氢能至 2060》报告中的数据。
有一点毋庸置疑：清洁氢气仍是脱碳成本最高的路径之一。要让这个行业真正发展起来，离不开补贴和强制性政策的“胡萝卜加大棒”，其中包括一个可信的碳定价机制。在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政策支持，加上国内电力生产的快速扩张，正在给氢能发展注入动力。而在欧洲，全球最高的碳价则是氢能发展的重要推手。到 2040 年，欧洲和中国很可能都会实现清洁氢气的大规模生产——但这并非因为清洁氢气本身具备市场竞争力，而是因为它得到了政策的强力扶持。
近年来，中东地区一直在扩充产能，试图把自己打造成面向欧洲和亚洲的出口伙伴。但潜在的进口方是否愿意再次把氢能生产外包给这个地区，还很难说。今年 3 月，沙特的 NEOM 项目——建成后将是全球最大的绿氢工厂——完工度已达 90%，并且已经签下了产品分销的商业协议。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能源韧性持续主导投资决策，这个地区还有没有底气再上马其他大型项目。
给氢能“去风险”
要让这个行业从试点走向工业化规模，给氢能“去风险”是重要一步。挑战在于：这种规模化能否伴随足够的确定性，从而吸引资金进入。目前，技术能力和投资者信心之间还存在明显落差，弥合这道鸿沟不仅关系到能否吸引投资，也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真正接纳氢能。
氢能规模化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当项目从兆瓦级的试点跃升到吉瓦级的工业设施，系统集成、安全性和运营复杂度等方面的新风险也会随之浮现，这些风险在小规模阶段根本看不出来。规模一旦扩大，风险就不再局限于单个部件，而是出现在电力供应、电解槽、压缩、储存和终端应用等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要弥合这道鸿沟，需要尽早建立结构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并推动更高程度的标准化。
公众讨论大多聚焦在氢能的产量目标和部署速度上，但这个行业接下来真正的挑战，其实是重建投资者信心。氢能项目正在从小型示范工厂走向工业级设施，未来将支撑能源安全、工业脱碳和清洁燃料生产。但许多开发商在审批、监管、标准化和未来需求方面，仍然面临不小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氢能的未来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更取决于能否建立起吸引大规模投资所需的信心。随着项目逐渐成熟、运营经验不断积累，融资成本预计会下降，这将帮助清洁氢气提高竞争力，加快其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那场白宫记者会的文字记录，如今读来更像是一份时间胶囊——记录着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仍是政策主流的那个年代。即便当初的宏图没能完全实现，有一点毋庸置疑：要推动难以电气化的行业脱碳，进一步保障能源和粮食安全，清洁氢气仍然需要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
【信息来源：Forbes | 作者：Sverre Alv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