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氢能女掌门:30年,我们做对了什么,又错了哪些

维克·

原文标题 | After three decades in the US hydrogen sector, here’s what we got right — and what we got wrong

美国政府为氢能产业提供了大量支持,但政策时机和连贯性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美国能源部前氢能负责人苏妮塔·萨蒂亚帕尔Sunita Satyapal写道。

以下是Sunita Satyapal撰写的文章,铂道翻译并编辑,仅供业内或关注人士参考,不代表铂道观点。

离开美国能源部已经好几个月了,将近23年的工作就这样画上了句号。这段时间里,不断有人问我对氢能行业的看法——毕竟我的职业生涯横跨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算起来也超过三十年了。

趁这个机会,我想把大家问得最多的几个问题一并回答:

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最大的成功和挫折是什么?

在那么多届政府里工作是什么感受?

还有问得最多的那个——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先说一声抱歉——大家发来的留言超过一千条,我还没能一一回复,请多包涵。

有一点需要说明:以下内容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我任何一段职业经历的官方立场——无论是在实验室做研究员的时期,还是1990年代在联合技术公司工作的时候(正是那段时间让我对燃料电池和氢能着了迷),抑或是在能源部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办公室担任技术经理、首席工程师和主任期间。

我说的这些都是公开信息,没有任何保密内容。

我的这些看法,反映的是几十年来行业层面的普遍现象和结构性问题,不是在批评某个具体的人、某个群体或某届政府。

说实话,我提到的不少问题并非美国独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面临。文中的"我们",指的是整个行业,不特指政府、产业界或任何机构。

我们做对了什么?

几十年下来,靠着一批有韧劲的从业者,加上国会和两党难得的合力支持,我们争取并落实了数亿美元资金(私营部门按比例配套),资助了数百个项目;

搭建起连接国家实验室、高校和企业的研究联盟;

推动了大量创新;

把技术成本压下来了不少;

还积累了逾千项专利,约30项技术实现了商业化,另有65项有望在未来几年推向市场

——这些都和美国能源部前办公室的资助直接相关。

十六年前,通过《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启动的第一批项目之一,是在叉车和手机基站备用电源这类利基市场验证燃料电池的可行性。

那之后,超过7万辆燃料电池叉车和逾500兆瓦的备用电源燃料电池陆续投入使用,早期那些政府与私营部门联合示范项目功不可没。

我们制定了国家氢能战略,定下了具体的指标和目标,规划了研发、示范与部署的多年路线图,还和实验室同事一起推动了"H2@Scale"和氢能“登月计划”(Hydrogen Energy Earthshot)等重要项目。

在立法层面,我们为税收抵免等关键政策提供技术支撑,促成了氢能枢纽和电解槽制造计划等重大项目落地;

发布了大量国会报告;

还牵头组建了"氢能跨部门工作组"(HIT),把十多个联邦机构拉到一张桌子上,共同推进美国氢能协调工作。

感谢一路支持我们的美国能源部领导层,那些年我们确实做成了不少事。

我最自豪的是什么?

说完这些成绩,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来说其实毫无悬念:是人。

无论是在产业界招募年轻研究员、与出色的技术人员和同事并肩工作,还是在政府里亲手招聘、调配、晋升前办公室的大多数同仁(有时候确实要费点口舌劝他们),我一直觉得,你身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做过的最值得的事之一,是建立了研究员招募制度——应届毕业生来政府待两到五年,了解技术、流程和政策。多年来,不少人后来留下来成了联邦雇员,另一些人进入产业界,做得相当不错。

不仅是我的办公室,实验室、企业、学术界,乃至全球合作伙伴当中的人——我为他们每一个人感到骄傲,包括那些我曾经提名、推荐,甚至有时候"推着"他们去挑战新机会的人。

最难迈过的坎是什么?

做对了很多,但氢能这条路走起来真的不轻松,有几道坎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首先是预算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

2003年,布什总统宣布"氢能燃料计划",五年内注入12亿美元,我就是在那前后加入能源部的。可是此后多年,无论哪届政府执政,资金都大起大落。

有一年,整个氢能预算申请被直接归零;

另一次,半个办公室的人被临时抽调去应对其他紧急事项。

最近一次更直接——预算申请归零,办公室在公开记录的机构重组中实际被撤销并入其他部门。

好在国会出手,拨款维持了一定稳定性,这已经是惯常做法了。

这种反复无常,让任何长期规划都举步维艰。它也一再印证了一件事:资金、战略方向和政策的稳定,是创新、规模化和市场成效的根本前提,缺一不可。

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根本不理解"孕育期"这回事。批评的声音总是来得那么快:"你看,'X技术'不就是个噱头,到头来什么都没有。"

我喜欢用自然界里的一个例子:皱鳃鲨的妊娠期长达42个月,是地球上所有动物里最长的。你不能中途断供一个月再重启,也别想着把42条鲨鱼凑在一起,一个月就生出后代。有些事,就是急不来。

说到挫折,我还记得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前,在产业界的一次失望经历。当时我们在19个国家都部署了固定式燃料电池发电站,我努力争取世界银行的资金,想把这个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那里对清洁电力的需求是真实而迫切的。

但最终,时机不成熟,当地缺乏运营支持,这件事就搁置了。技术成熟度和成本还差口气,但不扩大应用规模,成本永远降不下来——这个死结,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一直都在。

政策时机的错位,是我在政策制定端和执行端都反复见到的老问题。政策来得太早,来得太晚,或者来了却缺少配套——这三种情况都有,结果就是政策的效力大打折扣。

举个例子:多年前,我们为加氢站提供每站20万美元的补贴,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站点规模也还小。我在无数场演讲和会议上都提到这件事,希望开发商知道并用起来。但结果呢——没有人用,市场根本还没到那一步。

加州的零排放汽车(ZEV)强制令确实推动了氢能汽车产业的起步,但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要么滞后,要么力度不够。

有些项目资助了加氢站的建设费用,却不管运营,而实践证明,运营阶段的挑战——维护、可靠性、持续运营成本——才是更大的难题。

燃料电池的投资税收抵免(ITC)从我在产业界的时候就是重头戏,总体上算是比较稳定,但每到快到期,企业就不得不花大量精力游说续期,最后往往只拿到一年延期,然后又得从头再来。

这种折腾,让长期规划根本无从下手。没有稳定的ITC预期,企业不敢承诺扩大制造规模,成本就压不下来。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可预期的补贴机制——规模上去了,补贴随之退坡,而不是年年悬着一把刀。

氢能生产方面,45V生产税收抵免本来可以推动很大的变化。出发点是好的,但利益相关方太多,各方立场天差地别,谁都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坚持"额外性"原则;部分环保组织、公用事业公司和储能相关方力推小时级时间匹配和区域匹配;另一边,另一批人又拼命反对这些原则,说这会推高成本。最后弄出来的东西,让很多人都不满意。

有句话我用得太多了,用在45V上倒是恰如其分:"骆驼是一匹由委员会设计的马。"

还有一个始终没能补上的漏洞:需求端激励政策的缺位。光有供给没有需求,不是市场,只是一堆搁浅的资产。

当然,45V本来已经是削减版,最近又被进一步压缩,其他需求端和基础设施抵免(30C、45W等)则被整个砍掉。

这一系列动作造成的结果不难预见——产业投资大幅缩水,就业岗位流失,氢能在美国的未来前景也随之黯淡。

最后说说氢能枢纽。近期的撤资决定,让很多人都寒了心。70亿美元联邦资金,加上400亿美元私人承诺,这些枢纽本可以成为政府资金撬动大规模民间投资、带动就业、催生初生市场的典范。

现在,随着枢纽项目以及制造和研究项目据报道被取消或大幅削减,不少参与方已经陆续退出。我当然希望承诺的资金最终能够落实,但重建信心这件事急不来,需要时间。

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当政策信号前后矛盾,甚至透出反氢能、反清洁能源的意味,企业是不会押注的。政策的可预期性,不是加分项,是市场得以建立的地基。

在不同届政府之间穿梭

从2003年加入美国能源部,到最终离开,我跟历届政府带进来的团队都打过交道,总体上是愉快的经历。

每届政府都有自己的节奏和侧重,就像一家公司换了新CEO。但无论理念有多大差异,只要对方看到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真诚投入,最终都会支持我们。

我记得好多次,带着高级官员去驾驶燃料电池车——那是在我们于华盛顿特区建起加氢站之后;带他们去现场考察,包括出国参观;想尽办法促成一些有意义的成果,让他们能够对外宣布。

不管在政府还是产业界,解释和论证氢能的价值,从来都是一场持久战。

氢能是综合能源体系的一部分,不是万能药,但在那些特别难脱碳的领域,它能发挥关键的支撑作用。而且氢能的意义远不止气候——它涉及能源韧性、能源安全、储能、污染减排、数据中心等关键设施的不间断供电、国内产业竞争力、出口等等,是个系统性议题。

不管有没有人相信氢能在交通领域的前景,我们今天已经大量使用氢气用于工业生产了。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生产这些工业氢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已经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的排放量之和。

外界持续的批评和忽视,单看任何一条似乎都无关紧要,但积累起来,足以影响认知,左右决策,拖慢进展,消磨掉推动规模化所不可或缺的长期承诺。

这又绕回到了同一个根本问题:政府和产业界,都需要真正坐下来、坚持下去。

美国氢能产业的出路在哪里?

对氢能产业来说,现在是个关键节点,不只是美国,全球都是。

美国面临的挑战是明摆着的,要恢复元气并不容易。中国拥有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电解槽制造产能和部署规模,氢气产量是美国的三倍多,占全球总产能的三分之一以上。

全球已有逾百个国家制定了国家氢能战略,其中不少已有实质性政策和资金落地。

即便如此,我对美国仍然不悲观。美国目前贡献了全球10%的氢气产量,要成为这个领域的重要玩家,基础还在。

就算是削减版的45V,机会也没有消失:如果能在2028年1月前启动电解槽建设,就可能享受长达十年、每公斤3美元的税收抵免。这对先行者来说是真金白银,足以撬动市场。

燃料电池方面,48E投资税收抵免是个不小的机遇。排放约束取消后,使用天然气的燃料电池也可以纳入,数据中心这类应用场景需求体量大,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切入点。

与此同时,化石能源制氢结合碳捕集,以及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的地质氢,正在吸引大量注意力。

枢纽项目和其他政府资金,我希望还有机会重启。各州层面的行动在提速,产业界也在想办法——如何让自己更抗压,少依赖联邦资源。

最近中东局势变化、油价上涨,让世界各国对能源安全的紧迫感又强了一些,这对氢能而言未必是坏事。

下一步做什么?

对我自己而言,接下来想做的事没什么变化:继续支持年轻一代,推动全球合作,帮助氢能与燃料电池积累真正持久的发展动能。

无论是通过研究、导师辅导、国际伙伴关系,还是我正在筹备的新项目,目标都和过去三十年一样:帮助别人成功,以自己能做到的方式,为一个更清洁、更有韧性的能源未来出一份力。

关于 Sunita Satyapal

曾长期担任美国能源部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办公室主任的 Sunita Satyapal,是美国联邦氢能战略的重要推动者。 她长期处于 DOE 氢能项目协调中枢位置,在美国国家清洁氢战略推进中具有很强影响力。

铂道综合美国行业网站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