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户开始“烧氢”，海外关注中国又要做大一个产业

最近，日本媒体开始密集关注中国一个看似并不起眼的氢能项目。

地点在山东潍坊。当地把电解水制取的氢气掺入城市天然气管网，供应中心城区约10万户居民以及商店、餐饮企业。掺氢比例可以在0—10%之间调整，居民不需要更换燃气灶、热水器，也不用重新铺设入户管道。

乍一看，这只是一次城市燃气试验。

但日本《日经GX》、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以及欧洲氢能和管道行业媒体的关注点，却不只是“氢气能不能进入家庭”。

海外真正关心的是：

中国是不是正在为绿氢寻找一条新的规模化消纳路线？

更进一步说，中国会不会再次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把一个尚未成熟的技术路线，快速做成完整产业链和行业标准？

海外第一反应：这不是技术突破，而是规模突破

潍坊项目于2026年4月19日正式启动。

按照JETRO披露的数据，项目配套了每小时5000立方米的电解水制氢设施、5.2公里输氢管道以及天然气掺氢和检测平台，每年最高可以消纳约1300万立方米氢气。最受日本媒体关注的一点是，现有居民燃气设备原则上无需更换。

国际氢能行业媒体Hydrogen Insight报道这一项目时，甚至直接使用了“打破世界纪录”这样的标题。

原因并不是中国最早做天然气掺氢。

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都进行过类似试验，有些项目的掺氢比例甚至达到20%。

潍坊真正不同的地方，是一次性把应用范围扩大到了10万户级别。这让天然气掺氢从实验室、园区和几百户社区，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级应用。

韩国《每日经济》关注的则是另一层含义：能源安全。

韩国媒体认为，在国际天然气价格波动、进口能源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把氢气掺入城市燃气，不仅是在减碳，也是在尝试减少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

因此，同一个项目，在海外媒体眼中出现了三种标签：

日本看到的是产业政策，欧洲看到的是基础设施，韩国看到的是能源安全。

日本最关心的，是中国开始“先造市场”

日本媒体为什么格外重视这个项目？

因为日本氢能产业长期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技术不少，应用场景也很多，但市场规模迟迟起不来。

燃料电池汽车需要加氢站，纯氢供热需要重新铺设管道，氢发电需要专门改造燃机。每一条路线，都意味着高昂的前期投入。

而潍坊选择的是另一种办法：

不先建设一套全新的纯氢系统，而是把少量氢气加入已经存在的天然气系统。

现有管网继续使用，现有燃气用户继续使用，终端设备尽可能不动。对用户而言，变化很小；对制氢企业而言，却突然多出了一个潜在的大型买家。

JETRO特别注意到，中国2026年启动的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已经不再只围绕燃料电池汽车，而是向工业、发电、供热和民生领域扩展。中国正在尝试把氢能从一个“交通燃料产业”，变成覆盖多个终端市场的综合能源产业。

这正是日本产业界最熟悉、也最警惕的中国式发展路径：

先利用国内市场创造需求，再用需求摊薄成本；

先大规模示范，再形成设备、标准和供应链；

最后把国内经验转化为海外竞争力。

换句话说，潍坊项目最重要的产品，可能并不是那1300万立方米氢气，而是一个可以被复制的城市氢能商业模式。

欧洲的态度：路线并不新，但中国把它做大了

从欧洲技术机构的角度看，天然气掺氢本身并不陌生。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曾指出，在不对输气基础设施和终端设备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情况下，现有天然气系统近期通常可以接受约5%—10%的氢气体积比例；如果提高到15%—20%，则往往需要对部分设备和用户设施进行调整。

英国的HyDeploy项目也曾向居民供应最高20%的氢气混合天然气。试验期间，居民燃气设备运行正常，用户基本感觉不到燃气成分发生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潍坊采用最高10%的比例，是一个相对谨慎的选择。

它没有追求更高的掺氢数字，而是优先扩大用户数量，验证不同管材、阀门、密封件、计量仪表和燃气设备在长期运行中的表现。

这也是海外工程界真正感兴趣的地方。

国际管道和海洋承包商协会IPLOCA在介绍潍坊项目时，重点并没有放在居民做饭，而是放在管道材料评价、阀门适应性、氢气计量和设计标准上。

报道称，中国石油管道工程技术团队已经建设覆盖制氢、储氢、输氢、掺氢和终端使用的测试平台，并参与制定中国氢气管道设计标准和材料性能数据库。

对海外工程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中国不是只建一个示范项目，而是在借这个项目积累未来氢气管网需要的全部工程数据。

但海外也在质疑：掺10%的氢，究竟能减多少碳？

天然气掺氢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是“体积比例”和“能源比例”并不是一回事。

氢气的单位体积热值远低于天然气。按照相关研究数据，天然气中加入10%体积比例的氢气，氢气真正提供的能量只占混合气体总能量的约3%。

也就是说，掺入10%的氢气，并不等于天然气消费和碳排放下降10%。

这也是欧洲对天然气掺氢始终保持谨慎的原因。

英国虽然原则上支持在特定条件下，将最高20%的氢气掺入燃气配送网络，但英国政府对居民供暖的最新判断仍然是：热泵和区域供热将是建筑脱碳的主要手段，氢气在家庭供暖中的作用即使存在，也可能比较有限。

换句话说，欧洲越来越倾向于把天然气掺氢看作一种过渡性工具，而不是未来家庭能源的最终形态。

海外的第二个疑问是：掺进去的氢，到底是不是低碳氢？

电解水制氢不等于天然就是绿氢。最终碳排放取决于电解槽使用什么电力。

国际能源署指出，电解水制氢的排放强度主要由电力来源决定。如果电力系统中仍有较高比例的化石能源，制取出来的氢未必比天然气制氢更低碳。

因此，海外评价潍坊模式时，未来一定会追问三个问题：

氢气是否来自新增可再生能源？

掺氢比例能否稳定监测和追溯？

居民最终支付的是天然气价格，还是更高的绿氢成本？

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天然气掺氢就可能只是增加了系统复杂度，却没有获得与成本相匹配的减排效果。

海外为什么仍然认为这条路线值得关注？

既然减排比例有限，欧洲也不认为它是终极方案，中国为什么还要做？

答案可能不在居民供暖，而在绿氢产业本身。

国际能源署在全球氢能回顾中指出，全球低排放氢项目仍然面临成本高、需求不确定和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2024年，低排放氢在全球氢产量中的占比仍低于1%，大量项目迟迟无法作出最终投资决定。

当前绿氢产业最大的困难，已经不完全是“能不能生产”，而是：

生产出来以后，谁来长期购买？

英国政府在研究天然气掺氢时，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概念——“最后购买者”。

意思是，当钢铁、化工、交通等核心用户暂时无法接收氢气时，天然气管网可以成为一个灵活的备用市场，吸收暂时找不到买家的氢气，从而降低制氢项目的销量风险。

从这个视角看，潍坊项目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它并不是想证明居民用氢比用电更高效，而是在为制氢项目建立一个可调节、可扩大的需求池。

风光发电高峰时，可以增加电解水制氢；氢气供应增加时，可以适当提高天然气掺氢比例；工业用户需求下降时，城市燃气网络可以吸收一部分氢气。

这样一来，电力系统、制氢设施和天然气网络便被连接起来。

这才是所谓“氢能新路线”的核心：

它首先是一套能源系统调节方案，其次才是一种居民燃气产品。

海外真正担心的，不是中国家庭开始“烧氢”

从减排效率看，天然气掺氢未必是氢能最理想的使用方式。

从长期方向看，欧洲正在建设更加独立的纯氢管网，希望把氢气优先输送到钢铁、化工、航运等难以直接电气化的行业。欧盟2024年通过的新天然气市场规则，也开始为独立氢气基础设施和跨境氢气市场建立监管框架。

但中国选择了一条更加务实的中间路线：

纯氢管网可以慢慢建，现有天然气网络先用起来；

高价值工业用户可以慢慢培育，城市燃气先提供基础需求；

终极路线尚未确定，工程数据和行业标准先形成。

这也是日本媒体一边强调日本企业存在参与机会，一边担忧世界市场竞争加剧的原因。

在这个项目背后，真正可能形成市场的，并不只是电解槽。

还有掺氢设备、流量计、气体分析仪、阀门、密封材料、阻火设备、传感器、管道检测、燃具认证、数字化控制系统，以及氢气碳足迹认证。

中国一旦依靠10万户、100万户甚至更多用户形成完整运行数据，就可能比仍停留在小规模试验阶段的国家更快建立产品标准和工程体系。

过去，中国通过庞大的国内市场降低了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的成本。

海外现在关注的是：

天然气掺氢，会不会成为中国复制这条产业化路径的下一个入口？

最后的话

潍坊项目并不能证明氢气将全面进入中国家庭。

最高10%的掺氢比例，也不会带来同等幅度的碳减排。

但它验证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商业思路：

先给氢气找到市场，再推动生产降本；

先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再决定未来建设多少纯氢管网；

先让产业链运行起来，再寻找最终的技术路线。

所以，海外看潍坊，看的并不是居民燃气灶里多了一点氢。

他们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尝试把天然气管网变成绿氢产业的“需求缓冲器”，把10万户居民变成一座大型氢能试验场，并在运行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技术、设备和标准体系。

这条路线最终能不能走通，取决于氢气是否真正低碳、成本由谁承担、安全标准能否统一，以及模式能否在更多城市复制。

但至少，中国已经开始回答全球氢能产业最棘手的问题：

当绿氢越来越多，究竟卖给谁？

信息来源：主要来自日经GX、JETRO、央视、中国能源报、IPLOCA、欧盟JRC、英国政府和I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