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ug放弃氢能项目,资本主义力不从心,中国却在提速

维克·

Plug Power公司曾在2023年获评"年度外国投资者"。如今,这家公司宣布放弃在安特卫普港投资4亿欧元建设氢能项目的计划。而正是这个项目,让它拿到了那个奖项。

这并非孤例。近来,安特卫普接连传出大型工业投资被放弃或推迟的消息,化工和钢铁行业都不例外。而且,这种现象远远不止发生在比利时。这一系列工业撤资潮该如何解释?又该如何扭转?

文章作者:

Benjamin Pestieau(比利时劳动党副秘书长)

Max Vancauwenberge(比利时劳动党东弗兰德省主席)。

两位作者都是劳动党内研究工业议题的专家。

铂道翻译并编辑,不代表铂道观点。

曾经的荣誉,如今的停摆

2023年,美国企业Plug Power从弗兰德斯投资贸易局(FIT)手中接过"年度外国投资者"奖。获奖理由是它在安特卫普港欧宝旧厂址上的一个投资项目。当时FIT把这座未来的工厂描述成欧洲最大的绿氢生产设施之一,声称它将"加速能源转型",助力经济脱碳。项目计划投资3.5亿至4亿欧元,装机容量达100兆瓦,年产氢气可达1.25万吨。

这些氢气本要供应给港口周边庞大工业集群里的重工业和化工企业。绿氢被视为化工脱碳的重要支柱之一。

三年过去,媒体披露:这个曾为公司赢得殊荣的投资项目,实际上已经停滞。Plug Power已将投入项目的1360万欧元全部计提减值,理由是"经济可行性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仍保留着港口内30年期的特许经营权,不排除未来建一座规模更小的设施,但2022年宣布的那个大项目,事实上已经搁浅。

不是个例

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engie和Carmeuse放弃了它们在沙勒罗瓦的大型氢能项目。2024年初,Power-to-Methanol财团放弃了在安特卫普的项目。DEME与PMV在奥斯坦德的制氢厂项目,从始至终都没有走出宣传阶段。贝卡尔特暂停了电解槽零部件的生产投资(电解槽是利用电能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的设备,正是靠它才能生产绿氢——前提是所用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康明斯已宣布关闭其位于厄弗尔的电解槽工厂。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比利时国界。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合作署(ACER)在欧洲层面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欧洲氢能市场距离2030年的目标相去甚远,多个大型项目已被放弃,不少大企业也在下调脱碳目标。

截至2025年7月,欧盟已安装的电解槽产能仅为600兆瓦,另有3吉瓦在建。相比欧盟2030年40吉瓦的目标,以及各成员国合计48至54吉瓦的目标,这个数字微不足道。ACER明确指出,当前的推进速度根本无法实现这些目标。

电力是关键瓶颈

制取绿氢,就是用可再生电力将水电解成氢气和氧气。因此,电价高低直接决定成本。据ACER测算,电力供应成本最高可占可再生氢总成本的50%,具体取决于所在地区的电力结构。ACER还指出,像西班牙这样可再生资源丰富的地区,已经享有更有利的条件。

但欧洲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它的发电量几乎不再增长。安联投资集团(Allianz Global Investors)2026年发布的图表,用的是Ember和能源研究所(Energy Institute)的数据,结果相当惊人。

2000年,中国全年发电量约1300太瓦时。到2025年,这个数字超过1万太瓦时,几乎翻了八倍。同期,美国从约3800太瓦时增长到4500太瓦时,涨幅约20%。而欧盟呢?从约2600太瓦时增长到2800太瓦时——25年间几乎原地踏步。

这组数据很能说明欧洲能源转型的现状。当然,这里说的是总发电量,不单指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但它清楚地表明:就在经济电气化成为工业转型支柱的当口,中国在大规模扩张发电能力,欧洲却止步不前。而如果要同时实现交通、钢铁、部分化工的电气化,还要大规模生产可再生氢,就必须有远超现在的低碳电力供应。

比利时联邦规划局2025年9月发布的一份保守估算警告称:"电力需求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总需求可能从2020年的88太瓦时攀升至2050年的202太瓦时。"换句话说,仅比利时一国,未来几十年的电力需求就将翻一倍以上。

资本主义如何阻碍能源与工业转型

问题并不在于"绿电成本太高",尽管一些右翼政客总爱这么说。事实上,绿电已经很便宜了。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统计,2024年全球新增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装机中,91%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能源替代方案。陆上风电全球平均成本约为每兆瓦时34美元,光伏发电约为43美元。而且,太阳能和陆上风电通常更加模块化,建设周期更短,也比重型化石能源基础设施或大型核电项目更容易吸引投资者。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拖后腿?

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资本家而言,可再生能源的预期利润,比不上化石能源的预期利润。为什么?

因为在一个以私人利润为核心、而非以社会需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可再生能源存在一种特殊的矛盾。太阳能和风能如今能以极低成本发电,而且它们越发展,就越会在自己发电的那一刻,把电价往下拉。

这个机制其实很简单。一台风机或一块太阳能板一旦装好,多发一兆瓦时电,不需要额外买天然气或煤炭。当风起或日照充足时,大量电力会同时涌入电网。供给增加,成本更高的电厂——尤其是燃气电厂——被需要的频率下降,批发电价随之下跌,燃气电厂的盈利能力也跟着下滑。

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自我蚕食效应":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越大,这些发电商能拿到的平均电价就越低。换句话说,这类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压低了它们自身发电产出的市场价值。

这里说的正是"市场价值",也就是决定发电利润的那个价值。这正是资本主义与集体利益之间根本矛盾的体现。对整个社会而言,转型的成功恰恰意味着拥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便宜的脱碳电力。但对私营发电商来说,市场价格长期走低,意味着每兆瓦时的收入下降,也就意味着追加投资的利润空间缩小。而资本家做投资决策,靠的不是所谓"使用价值"(也就是人们的实际需求、气候效益或工业效益),而是能赚多少钱。

如今,这种投资不足带来了大量问题:我们缺电,还得依赖昂贵的美国天然气来发电。结果就是,欧洲电价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24年,欧洲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平均电价,仍是美国的两倍左右,比中国高出约50%。

问题还在于,要建成整个配套体系:新增发电产能、电网、储能设施、备用容量、跨境互联、电解槽,以及长期工业合同。这些投资对社会而言可能不可或缺,但单个项目而言,往往达不到私人投资者要求的高回报和高确定性。这正是资本主义逻辑卡壳的地方。每个环节都在等别人先冒险:制氢企业等着可再生电力变得充足又便宜,还要有能签20年合同的稳定客户;化工企业等着氢气价格降到有竞争力的水平,才愿意投入数十亿改造设施;电网运营商即便先建好基础设施,也可能面临无人使用的风险。在安特卫普和根特,Fluxys正投入1.3亿欧元建设比利时未来氢能管网的第一段管道,而目前还没有一个客户签约使用它。结果就是:一切都停滞不前。

市场很擅长计算单个项目的财务回报,却很不擅长同时组织起一场如此规模的工业转型所需要的所有相互依赖的基础设施。ACER的数据正好印证了这种僵局:欧洲可再生氢的平均成本约为每公斤8欧元,而用天然气制取的传统氢气每公斤价格略高于2欧元——前者大约是后者的四倍。

绿氢:工业脱碳的支柱之一

化工行业脱碳的路径之一,是生产绿色甲醇。甲醇是化学工业最基础的大宗原料之一,主要用于生产甲醛和乙酸,也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乙烯、丙烯等烯烃,而这些又是众多塑料和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

生产绿色甲醇的原理并不复杂:用可再生电力制取的氢气,与捕集的二氧化碳结合,生成甲醇。只要氢气和二氧化碳都满足严格的气候标准,这种甲醇就能逐步替代目前由化石原料生产的甲醇。

在钢铁行业,绿氢可以替代焦炭(煤炭),用于铁矿石的"还原"环节。

在化肥生产中,绿氢应当替代化石氢。

Plug Power及其他案例,都是对资本主义的一次警示

这正是Plug Power这件事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不仅仅关乎一座制氢工厂的命运,更关乎整个欧洲工业的未来。

我们有技术,有工程师,有工业基础设施,也有实实在在的需求。但投资规模却始终跟不上,因为每一步都得先满足私人资本的盈利标准,满足资本最大化积累的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在快步向前。它正以极快的速度建设本国工业电气化和绿氢发展所需的产能。目前,中国占全球电解槽制造产能的近60%,占全球已安装或已获最终投资决定的电解产能的65%。

2025年,中国国家能源局遴选出9个绿色液体燃料试点项目,其中5个是绿色甲醇项目,3个是绿氨项目,1个是纤维素乙醇项目。在中国,国家在基础设施规划、融资、国有企业运作、产业政策以及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方面,发挥着远比欧洲更重要的作用。

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学教授Brett Christophers这样解释:"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看,中国都是全球太阳能和风能投资的领跑者——无论是发电的太阳能、风能电站,还是相关的涡轮机和电池技术。"他还指出,这些成果"完全不是市场驱动型发展的产物。这不是私营部门发现投资机会、评估盈利前景、然后自主决定投不投的过程,而是国家动用一切必要资源,来确保它兑现自己的承诺。"

在欧洲,做法是先设定产能目标,再建立支持机制,发放补贴,然后等着每家私营企业各自判断自己的投资是否够划算。我们必须走出这种逻辑。靠欧盟目标、项目招标、补贴和"寄望于欧洲工业巨头最终会投资"这种心态,是建不成一个现代化的脱碳工业体系的。

我们需要一份真正的公共工业规划:大规模增加脱碳电力供应;保证能源价格稳定;投资电网和储能;发展电解产能;组织氢气和二氧化碳的运输基础设施;培育绿色甲醇产业,并为脱碳化工产品保障市场出路。当社会集体承担起启动这些新兴产业所需的财务风险时,也应当相应获得所有权和决策权。否则,我们只会不断地把风险社会化,而投资决策却始终由私人利润说了算。

安特卫普出的问题,不是氢能技术本身的失败。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一旦利润率得不到保证,就无法按照社会真正的需求去投资。

信息来源:ptb